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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 – 攝影:電影的語言

Thursday, March 29th, 20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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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劇/導演 畢國智,攝影指導 顧羿斌

身為編劇,我創造這部電影的故事主軸與發展行徑;身為導演,我的工作則是把故事影像化,並加以支解成為可以拍攝的元素,而這些元素就是這部電影的獨特語言。

對我來說,導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「導」這個字,也就是主導電影的走向與敘事的角度。操作上,就是營造這部電影的生存世界。「世界」這個詞也許有些抽象,它代表的是角色所生存的世界呢?或是導演所想像與創造的世界?假設這部電影發生在美國的中產家庭,那世界是不是就很清楚了呢?是,也不是。中產階級的世界可以輕盈溫暖,像是在<戀愛沒有假期>(The Holiday)電影中的一樣;也可以是隱藏在美好事物下的黑暗秘密與想法,像是在李安的<冰風暴>(The Ice Storm)與David Lynch的<藍絲絨>(Blue Velvet);更可以是涵括一種世界觀,像是在<火線交錯>(Babel)。

《戰•鼓》正是一部有關各種不同世界的電影,它們也是整部電影隱含的元素。本片從都市開始,然後轉進到嚴山峻嶺,而我必須決定如何在這兩個世界中挪移。這不僅是美學的問題,也與如何敘事有關。我選擇的方法是聚焦在主角身上,就是Sid,攝影機會隨著他的感受而移動。在電影的開始,城市中的混亂,Sid的叛逆、背叛、與暴力等等,手持攝影機的拍攝, 有如在拍記錄片一般…

然後Sid到了禪鼓所在地,一片美麗絕倫的山區世界。傳統拍攝山景的手法是用「鐵軌」,把它拍的美美的。但我卻決定讓攝影表現主角的情緒,於是又用了「上肩」的拍法,從黑幫世界到他與神秘擊鼓世界的初次接觸,一路隨著這位情緒化的年輕人。如此,真實感比較高,也使鼓手更具說服力。他們可以自然演出,不用假裝。這種手法有記錄片的感覺,讓我們好像是透過凝視而進入他們的世界。在真實生活中,我們難得有機會碰上這些人,所以透過這種技巧,我要讓觀眾感到這些人物是真實的,而非古老中國文化的想像。

時間慢慢過去,故事逐漸發展,攝影的手法也從呈現Sid內心世界的情緒起伏,悄悄變成後來的平穩。隨著角色的逐漸成熟與其更加寬廣智慧的世界觀,構圖也愈來愈沉靜。

這整個拍攝過程是個高難度的挑戰。在台灣拍片的前兩週,我們只有Arri 535A這種攝影機,它很重,差不多有四十五磅(20.5公斤)。稍後我們有了比較輕的Arri 535B,它亦有三十五磅重(15.8公斤)。

攝影指導Sam Koa必須一直穿著支撐架。即使是靜態攝影,光是背著攝影機就很累、很難受;而一旦動起來,他的背就必須承受更大的壓力。在拍片初期,有個鏡頭是緊跟著演員的腳走過長廊,然後當開門時,鏡頭必須向上移動到演員的臀部,再繼續跟著他走進房間,一路上下移動,左顧右盼。當我們一次又一次重拍這個又長又累人的鏡頭時,所有現場的人都可以查覺到攝影師的痛苦。Sam必須彎著腰,提著攝影機倒著走,然後再舉起它到臀部,平穩的改變角度。而整個過程,他都必須盯著觀景窗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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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影指導兼攝影師,他身旁是焦距調整員與助理攝影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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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影師休息時,我幫忙操作攝影機。

開拍之前,Sam準備了一個到後來很有用的新玩意,這個裝置可以移除攝影機的重量,同時保持「上肩」的效果。後來加上了超重的長鏡頭,事實證明它非常的有價值。綁在機身上的橡膠筋可以讓攝影機自由的移動與反彈,好像「上肩」一樣,否則一個人幾乎扛不動加上長鏡頭的攝影機。如此一來,我們才可以比較輕鬆的達到記錄片的視覺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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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對「上肩」與「落地」的攝影有明確的設計,我很高興這個概念行得通。影像的生命逐漸的悄悄改變,由激烈混亂到穩定平靜。

除了視覺語言,另一個導演的層面就是指導賦予角色生命的演員。接下來,我要談的是演員排練的過程。